我国2019年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就对违反推荐算法规制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

换言之，在我们今天，如果只在一般的思想史脉络梳理他们的学术要点，而没有真正去读懂他们的所思所想，真正理解他们切入问题的方式，真正学会他们嵌入时代运思问题的方法，而只在所谓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理论这样的框架打转，也就很难把这些旧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为对于新的历史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解释的有效理论资源。换言之，理论性的工作是为问题性的激发进行铺垫。

经由理论性的基础训练，问题意识可能在思想先贤的刺激下初步萌动。事实上，我们在作为生命和存在最本能的敏感中，都能感知到无论是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都已很难去完整把握与理解这个新的时代。1、社会理论法学的理论性。托庇在思想巨人的光环下，也可能给学术问题的自我生成带来阴影，甚至成为思想懒惰的绝佳理由。在社会演化的残酷博弈中，民族性和家庭共同体一样，给每个裸露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之中的个体，提供了最基础的生存保护和价值依归。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被深深卷裹在国家的命运、法律的命运之中。举凡法学流派，不论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或功利主义，都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或理论观察方式，它们都具有特定的规范主张和道德导向。我们国家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国家意志表现为统一的法律。

横向上，地方与地方之间沟通基本停留在经济、投资等有限领域的经验交流、帮扶支持上，在环境治理等领域还存在不当竞争，合作的动力依赖中央的整合。例如，地方土地执法时而有效时而失灵，原因在于土地执法部门被嵌入在集中体制及其建构的中心工作中……土地执法部门真正完成的并非其职能目标，而是集中体制目标。保障地方自主也是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而通过约束权力的方式监督下级，能够使制度建设的重心超越官员个体，形成制度化的权力分配与调节机制，更益于长治久安。

三是执行机制，明确协同合意如何得到完整全面的执行，以及不当执行的后果。对各级各类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决策的外部监督，则是对宪法和法律全面实施的保障。

[46]这既是地方演化为发展型政府的利益动机，也是政社分开、政企分开之所以艰难的结构性原因。地方法治工作一方面要发挥为国家治理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功能，成为积累强制、教化、统领、整合等国家基础能力的平台，另一方面，它又深刻嵌入到地方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成为体现和保障地方发展的关键装置。选举压力虽然强大但不会频繁出现，日常监督压力相对较小但却是常态的、连贯的。有学者恰当地指出：中国地方人大是具有双重性质的地方代议机关：既是上级政权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又是地方意志的形成和执行保证机关。

尽管地方几乎不可能公开反对上层指令，但会根据实际需要消极执行或者过度执行，实行所谓软抵抗。二是保证地方相互守诺，避免合作各方的随意和随机，克服负责人变动而带来的决策不确定问题。[25]张志铭、李若兰：迈向社会法治国：德国学说及启示，《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3页。屈茂辉：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实证分析，《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第123—141页。

但我们不能仅仅指摘弊病，也应给予同情式理解。另一方面，法治工作协同有助于巩固中央统一领导。

另一方面，要强化来自公众和社会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地方法治主体地位的非个人化，有利于塑造更具创新能力的地方，也有利于形成地方经验。

在我国的宪制和政治框架内，这种担忧不足为惧。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价值要求，一些地方并没有完整全面、因地制宜地转化落实，而是选择性地作为或者不作为。实际上，在既往的地方治理结构中，地方并非完全没有自主权，只是这些自主权很多是地方从中央和上级下放给企业和社会的权力（权利）中截留的。有学者认为，中国治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治官来实现间接治民，依靠上下分治的治理架构，中央官……超然于地方官与民众的利益冲突之外，监督和调节地方官的行政活动，并于适当时候出面调解地方官与民众的冲突。虽然地方人大与上级及全国人大之间不是领导关系，但全国人大和上级人大能够通过立法并监督其实施的方式来获得地方人大的遵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只有各领域、各地域都以法治作为根本的治理方式，才能说达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

目前，《立法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及《行政诉讼法》对地方立法行为的监督框架已经相对完整。过去关于‘中央统一领导的语义理解似乎是无边无际的……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对地方的规制和指挥为旨趣，这种领导仅在技术和其他客观局限的窒碍下才有所谓的限度。

相较于经济建设，地方更应承担社会建设的责任，而经济建设首先是中央的职责。[11]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32页。

（一）《宪法》3条第4款的规范意义 《宪法》3条第4款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弹性和抽象性。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地方功能 对于地方的双重角色，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整体视野中来认识和评价，通过对国家全面法治的追求来发掘其法治潜能。

[17]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21页。这时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可能因为实现短期政绩最大化的追求而表现出自身极度的自利性，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表现为企业化和市场化特征（以收益最大化为行动的目的）。其五，法治工作协同意味着地方的制度性合作，它潜含着地方联合的风险。比如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区域间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明显不均，客观上对国家法治会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造成国家法治的碎片化，影响国家法治的统一性，割裂国家法治精神。

（一）地方自主促进法治目标的整体化 地方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法治工作必须配合这一中心任务。

纵向和横向的沟通问题其实是紧密关联的，它们都与中央领导方式的相对单一有关。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为摆脱上级束缚，甚至共谋[17]应对。

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宪法》3条第4款的解释就应当在坚持双方平衡的前提下特别注重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防御功能，从而保证足以实现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自主职能不受中央的侵害。与传统中国双轨制国家治理结构不同，新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总体上是自上而下的单轨制，地方首先充当中央的区域代理人，进而发挥自下而上的代表功能。

在《论十大关系》第五节，毛泽东指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43]《宪法》有关国家机构的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首先就是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在防止地方立法权滥用的同时，也要注意地方立法的动力问题，使地方愿意以成文规则开展治理。在地方层面，应当为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供制度保障，形成民主的地方治理结构与自我负责的理念。

客观来说，地方法治工作实施主体的双重性不必然构成问题。地方自主适当与否，要以是否有助于维系和提升统一领导的实效性为评价标准，在方法上可以引入成本—收益工具。

[29]要使央地关系从不确定走向确定，就要梳理整合中央领导和决策的制度规则。（三）中央统一领导的内涵填充 新中国历部宪法文件对中央统一领导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

要改变法治社会看不见社会的状况，就必须对地方功能作出调整，地方的首要责任是提升本地公共服务水平，中央应为地方履责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自我负责理念的获得，不但意味着法治社会的完整形成，更意味着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全面建成。